a [38]行政活动相当于行政作用，但在中文中前者更易理解。
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因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从制度顶层设计上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坚实的宪法依据，弘扬了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的人权法治保障理念。一、人权入宪奠定了现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权的根本法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这种文本结构的安排体现了国家机构是后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产生。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宪法上的权利不能停留在宪法文本的纸面上，必须要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保障人权的各种实践活动来加以具体实现。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BVerfGE 47，146 （165 f.）。
拘束力不是与既判力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判决效力，而是既判力的一种作用内容。二是再次作出撤销重作判决，即撤销重复行政行为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64]相关要求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24]Vgl.Johannes Heinrich Gotzen，Verwaltungsakt-Wiederholungsverbot：Zu Umfang und Grenzen der Bindung der Verwaltung an rechtskraftige klagestattgebende Anfechtungsurteile，Diss.Bonn 1997，S.80.[25]Vgl.Steffen Detterbeck，Streitgegenstand und Entscheidungswirkungen im Offentlichen Recht，1995，S.6.[26]Vgl.Wolf-Rudiger Schenke，Verwaltungsprozessrecht，15.Aufl.2017，Rn.619。
除此之外，本文认为，后一撤销（重作）判决生效后，亦产生既判力，除了具有溯及力地否定了重复行政行为的效力外，在判决理由中也包含了法院裁判的意旨，此外，在裁判主文有时也包含了新的裁判指令，如重作方式、内肉、期限等。这是因为撤销重作判决的履行义务主体仅限于被告
譬如，《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125]第44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2）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作业的。可见，在实体层面，将《行政处罚法》作为一部基础性法律，可能过于牵强。[64]王界凯：《行政处罚规范化问题浅议》，《求实》1991年第9期，第34页。它是通过单方面地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通过把散乱和不明显的、此处多一些彼处少一些、有些地方不存在的那种符合单方面地强调的观点的个别现象都综合成为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
[101]刘明祥：《论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相关规定的协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7页。[65]随后，非但先前的理论成果被束之高阁，而且理论界还有人主张废弃模型化，认为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相比较，在程度上要轻微一些，相应的，行政处罚种类的严厉程度也要轻微一些。社会危害性、应受处罚性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特征，而不是其构成要件。质的区别说诞生于自由主义法治国时代，国家活动必须让步于公民自由，法益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的、法律人格者的生活利益。
即使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区别，也只是相对的，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是双向流动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一直同步发生。譬如，对于某人毫不掩饰地将异性同事的照片置于床头作为侮辱对象的案件，如果按照从主观到客观的逻辑，便会影响行政机关对其猥亵行为的判定，甚至于会得出肯定性答案。
如1947年《违警罚法》第9条规定：违警行为，不问出于故意或过失，均应处罚。行政处罚中没有法益损害的情况发生，行政违法也只是具有形式上的不法要素，它只是违反了行政意思;[88]这也是行政刑法论者在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区别上最为乐道的说辞。
同时，成立要件理论作为一套严谨的知识系统，还可以限制行政机关的滥权思维，防止行政机关不受约束地考虑案外因素或者那些对于定罚没有影响的情节，避免思维的混乱和角色错位，防止……注入个人情感和任意性。[14]李健和：《违警罚比较研究》，《公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27页。在理论研究中，一般将其称之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义务冲突、被害人承诺等等情形。所不同的是，违法性判断是价值判断，相对人行为一旦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可以推定违法。与已经获得法官和检察官广泛认同的犯罪成立要件不同，行政执法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模型，只是公务人员的任意行为。[16]直至今日，日本行政处罚和刑罚所呈现出来的关系，依然是连体的。
[81]由于对故意和过失的有责性判断，往往要求更为严格的证明义务以及更为精确的技术化手段，因而三阶层判断方法对执法成本总量的节省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38]洪家殷：《行政罚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04页。
只有在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时，违法性才能被阻却。[3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版，第532页。
无论是行为类型、违法类型还是责任类型，也无论是犯罪的外部轮廓还是其内在价值，实际上都是类型化思维的过程和结果。[5]如《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条第1项规定：违反秩序行为是违法的和应受谴责的、是法律规定的事实构成得到实现并为该法律准予罚款处罚的行为。
与四要件中需要就每一个要件予以通盘考虑有所不同，在具有递进式三要件体系中，需要遵守循序渐进的评价过程：首先，我们需要比对构成要件是否该当。因此，试图效仿犯罪成立要件理论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提供判断模型，需要予以全面证明。1908年清廷出台的《违警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治安法规。也无论是采用类似《德国违反秩序法》的三要件，还是为我国传统刑法学所主张的四要件，我们都很难在同一份行政处罚的文书中看到齐备的要件。
这是违警罪的雏形，也是行政处罚责任的原始开端，对世界各国公法责任体系的确立影响深远，是最早提及类似行政处罚责任类型的立法文本。[127]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我国《行政处罚法》未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加以规范，远远配不上总则的角色和地位。至此，违警罚从刑罚中彻底脱胎，在公法责任体系中获得了独立身份，违反秩序法已经不是真正刑法意义上的‘刑法了，而是历史或者传统意义的一个用语。
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兼顾成立要件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因而我们对体系之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理解，较之以往而言也会更为细致和深刻，而这无疑将会成为行政处罚理论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在具体的证明程度上，也较刑罚更为宽松。
如果事实判断不成立，自然也就无所谓法律判断与责任判断。[120]对于现实来说，思想总是迟到的。[30]但是，伴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义务从消极地不予侵犯转变为积极提供各项公共服务，法益逐渐趋于复杂化。熊樟林：《非行政处罚类裁量基准的制度反思与重构》，《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34-47页。
[38]该学说一方面承认，将法益作为区别标准在现代社会已无理性可言，从而否认了质的区别说的绝对性。[100]但是，这只是理论研究的愿景。
2.裁判文书中的判断模型。[22]沈岚：《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以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为视角》，《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第183-184。
学者们出具的简单模仿刑法学的四要件体系，[4]存有牵强比附之嫌，同时四要件在刑法学界已日渐式微。[64]但令人失望的是，旨在规范政府行为，并一贯对德国法抱有浓厚兴趣的相关立法者，在1996年《行政处罚法》中却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按下未表。
